紀法史鑒|《后漢書》中的家風故事
上架時間：2023-02-01
范曄著史后出轉精
優秀的歷史學家，總是對于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十分敏感。梁啟超對東漢士風多有贊美，在發表于120年前的《新民說》中寫道：“東漢尚氣節，崇廉恥，風俗稱最美”。其實，這并非梁啟超一人的觀察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，也說“東漢之世，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（西京即長安，此處以都城指朝代），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”。究其原因，與儒學之興盛有莫大的關系，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，“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，所舉用者，莫非經明行修之人，而風俗為之一變”。
要了解東漢的社會風氣，閱讀東漢人的家教家風故事，首要的材料是《后漢書》。在二十四史中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《三國志》即“前四史”最受推崇。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在介紹學史門徑時曾說：“吾人讀史，固當先讀編年，后讀正史，而四史則須先看。因為四史歷代研究的人很多，并且以后的正史，多半都是因襲四史，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歷史的淵源，成了治史的常識和最普通的學問。”
“前四史”中，成書最晚的就是《后漢書》，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曄（398年—445年）。范曄在元嘉九年（432年）著史時，距東漢滅亡已有二百余年，期間已有多種東漢歷史著作問世，范曄在寫作時參考的著作，在《后漢書》問世后逐漸消亡，如今只得只言片語，可見《后漢書》雖是后出，但光彩超越前作，故能取而代之，傳之后世。
范曄對自己的作品表現出十足的自信，要與修《漢書》的班固一較高下，他尤為得意的是《后漢書》中的評論性文字：“吾雜傳論，皆有精意深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約其詞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六夷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減《過秦》篇。”此處所說的《過秦》篇，即西漢賈誼的《過秦論》，范曄自言諸序論與《過秦論》不相上下，可見其自信。范曄的評論愛憎分明，清朝學者王鳴盛說讀了《后漢書》，能鮮明體會到范曄“貴德義，抑勢利，進處士，黜奸雄”的導向。
今天我們見到的《后漢書》共120卷，其中本紀10卷、列傳80卷是范曄的手筆，志30卷則出自西晉史家司馬彪的《續漢書》，《續漢書》本是一部完整的書，從宋朝開始，《續漢書》中的志與《后漢書》合印在一起，遂成了今天見到的《后漢書》的規模，而《續漢書》志之外的部分卻沒有流傳下來。
伏波教侄謹言慎行
今天，在嶺南許多地方都能見到伏波廟，廟中供奉的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。馬援生活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，一生南征北戰，為東漢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，他曾兩度南征，嶺南人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建廟紀念他維護國家統一、穩定邊疆之功。
馬援年少時就有大志，曾說“丈夫為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”。馬援第一次南征凱旋時，朋友們都來祝賀他，有一個叫孟冀的朋友也來祝賀，馬援寄望于這位朋友能有良言相告，而非只是祝賀。馬援將自己與西漢的伏波將軍路博德相比，為自己“功薄賞厚”而感到不安。馬援對朋友說：“方今匈奴、烏桓尚擾北邊，欲自請擊之。男兒要當死于邊野，以馬革裹尸還葬耳，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。”這便是“馬革裹尸”一語的由來。馬援最終在第二次南征時病死前線，可謂遂其志向。
馬援在沙場征戰之時，也惦記著家人，在第一次南征時，曾給侄子馬嚴、馬敦寫了一封家書，《后漢書》全文引用，因此我們得以知道馬援的家教觀。馬嚴、馬敦的父親馬余去世得早，馬援承擔起教育侄子的責任，他在前線聽說兩人喜歡議論他人長短，在家書中直截了當地表示，“此吾所大惡也，寧死不愿聞子孫有此行也”，大概馬援此前也曾對兩位侄子說過類似的話，這次在家書中又說一遍，口氣頗為強硬。
馬援接著在家書中舉出兩個人，一位是龍述，字伯高，此人“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”，這里的“口無擇言”可不是現在所說的“口不擇言”，恰好與之相反，是口中所說的都是合乎法度的話之意；一位是杜保，字季良，此人“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”，兩位都是馬援“愛之重之”的人物，但馬援卻希望侄子效法龍伯高，而不要效法杜季良。馬援并不是對杜季良有意見，而是考慮到侄子的資質，認為效法龍伯高不得，“猶為謹敕之士”，而效法杜季良不得，“陷為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”。
由這封家書可知，馬援教侄以謹慎二字為主，不能為人輕薄。馬援的這兩位侄子在歷史上名氣稍遜，但其后代卻很有名。馬嚴諸子中，以馬續、馬融最為有名。馬續既能帶兵打仗，在邊疆立功，又曾受命撰寫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，可見學問不小。他的兄長馬融的學問更大，乃東漢的經學大家，鄭玄就出自他的門下。
大儒家風親近君子
漢武帝之后，儒學地位不斷抬升，社會上研究儒家經典的風氣逐漸發達。皮錫瑞在《經學歷史》上舉出兩處表現，以說明東漢經學較西漢更為興盛，其一是西漢學者多能專一經，但兼通者鳳毛麟角，而東漢兼通五經的學者很多；其二是西漢學者篤守經典，對于經典的闡釋、發揮不及東漢學者，東漢著述風氣大開，“性靈漸啟，其過于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，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。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，立言百萬，集漢學之大成”。
這位東漢經學之集大成者就是鄭玄，清朝匯總而通用至今的《十三經注疏》中，《周禮》《禮記》《儀禮》仍用的是鄭玄的注。《后漢書》中保留了鄭玄寫給獨子鄭益恩的一封家書，寫這封家書時，鄭玄已七十歲了，他回顧了自己的坎坷經歷，表明自己之所以多次拒絕朝廷的征召，目的在于“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，亦庶幾以竭吾才”。鄭玄畢生埋首學問，現在要將家事托付給獨子，好閑居養性、深思學問。
鄭玄希望益恩努力探求君子之道，鉆研不輟，“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”，注意自己的舉止，保持恭敬謹慎的態度，以此親近有德之人。鄭玄接著寫道：“顯譽成于僚友，德行立于己志。若致聲稱，亦有榮于所生，可不深念邪！可不深念邪！”一個人有好名聲，得益于朋友的口耳相傳，一個人有好德行，卻只能靠自己立志修煉，這不是容易之事。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好名聲，讓父母感到榮耀，這也是令人欣慰之事，接連兩句“可不深念邪”足以表達鄭玄對益恩的期待。
鄭玄家書的另外一個重點，則是在生活上保持勤儉。鄭玄出生于一個寒微之家，這時家境也不容樂觀，甚至更糟了，他惋惜自己珍惜的書籍都朽壞了，“不得于禮堂寫定，傳于后人”，但他仍以為時未晚、仍可努力的心態看待這一切。他希望益恩“勤力務時”，如此也能“無恤饑寒”，“菲飲食，薄衣服，節夫二者，尚令吾寡恨”，在飲食、衣服上節約一些，他也能更加放心。
鄭玄家書將自己的經歷、擔心和期許娓娓道來，文辭不事雕琢，道理也平易近人，令人見到大學者不常示人的一面。
清白傳家鄉里稱善
家教未必要像馬援、鄭玄一樣留下家書。東漢有名的清官“四知太守”楊震，只以“清白”二字傳家，他的家訓早已寫在了“暮夜拒金”的堅決中。楊震之子楊秉傳續家風，“故吏赍錢百萬遺之，閉門不受，以廉潔稱”，他曾對別人說：“我有三不惑——酒、色、財也。”范曄對“震畏四知，秉去三惑”大為贊賞，認為楊震父子的事跡，印證了“積善之家必有余慶”的古語。
晚于楊震的羊續，也是一位以清廉而著稱的官員。他生活在東漢晚期，其時“權豪之家多尚奢麗”，羊續深惡浮華，“常敝衣薄食，車馬羸敗”。屬官曾向他進獻活魚，他將之懸掛在大門上，待到屬官再度進獻時，手指已癟的魚干，屬官立刻領會其意，羞愧退下，這便是“羊續拒魚”的故事。羊續的妻兒從老家來投奔他，他只讓兒子進入官署內，向兒子介紹自己簡陋的生活環境，以示無法支持妻兒來到自己身邊生活。
與羊續同期的陳寔，《后漢書》對他的評價很高：“唯陳先生進退之節，必可度也。據于德故物不犯，安于仁故不離群，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，故兇邪不能以權奪，王公不能以貴驕”。陳寔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，但美德的力量讓他為鄉里所敬重，同鄉說“寧為刑罰所加，不為陳君所短”。
有一年，鄉里歉收，一些人被迫為盜。一天夜里，陳寔將子孫叫到跟前，嚴詞厲色教訓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未必本惡，習以性成，遂至于此”，停頓了幾秒后，忽然提高音量：“梁上君子者是矣。”話沒說完，屋梁上跳下一個人，一臉驚恐，俯首認罪。陳寔端詳此人面貌，覺得他不像是惡人，令他務必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，棄惡從善，并贈他二匹絹以度過荒年。陳寔在教育子孫的同時，也改變了一個品行不端之人的命運。
《后漢書》在陳寔的傳記后，又簡要介紹了其子陳紀、陳諶的事跡，三人時號“三君”。《后漢書》說陳紀“以至德稱”，《世說新語》中有幾則陳紀小時候的故事。其中一則說陳寔約了友人一起去某個地方，相約中午碰頭，但過了中午友人還沒有來，于是就先出發了。友人姍姍來遲，見陳寔先走了很不開心，當著陳紀的面罵其父。陳紀此時不過七歲，對友人說：“君與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則是無信；對子罵父，則是無禮。”友人聽罷，深感慚愧，由此我們也見到陳寔教子的效果，陳紀的回答可以說是有理有節。
古語有云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”，《后漢書·第五倫傳》中也說“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”，古人視身教重于言教，中國古代留下了海量家教文獻，既有富有啟發的家風故事，也有用心制作的家訓規條，但能夠為后世銘記的，必是言行合一者。
優秀的歷史學家，總是對于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十分敏感。梁啟超對東漢士風多有贊美，在發表于120年前的《新民說》中寫道：“東漢尚氣節，崇廉恥，風俗稱最美”。其實，這并非梁啟超一人的觀察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，也說“東漢之世，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（西京即長安，此處以都城指朝代），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”。究其原因，與儒學之興盛有莫大的關系，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，“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，所舉用者，莫非經明行修之人，而風俗為之一變”。
要了解東漢的社會風氣，閱讀東漢人的家教家風故事，首要的材料是《后漢書》。在二十四史中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《三國志》即“前四史”最受推崇。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在介紹學史門徑時曾說：“吾人讀史，固當先讀編年，后讀正史，而四史則須先看。因為四史歷代研究的人很多，并且以后的正史，多半都是因襲四史，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歷史的淵源，成了治史的常識和最普通的學問。”
“前四史”中，成書最晚的就是《后漢書》，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曄（398年—445年）。范曄在元嘉九年（432年）著史時，距東漢滅亡已有二百余年，期間已有多種東漢歷史著作問世，范曄在寫作時參考的著作，在《后漢書》問世后逐漸消亡，如今只得只言片語，可見《后漢書》雖是后出，但光彩超越前作，故能取而代之，傳之后世。
范曄對自己的作品表現出十足的自信，要與修《漢書》的班固一較高下，他尤為得意的是《后漢書》中的評論性文字：“吾雜傳論，皆有精意深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約其詞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六夷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減《過秦》篇。”此處所說的《過秦》篇，即西漢賈誼的《過秦論》，范曄自言諸序論與《過秦論》不相上下，可見其自信。范曄的評論愛憎分明，清朝學者王鳴盛說讀了《后漢書》，能鮮明體會到范曄“貴德義，抑勢利，進處士，黜奸雄”的導向。
今天我們見到的《后漢書》共120卷，其中本紀10卷、列傳80卷是范曄的手筆，志30卷則出自西晉史家司馬彪的《續漢書》，《續漢書》本是一部完整的書，從宋朝開始，《續漢書》中的志與《后漢書》合印在一起，遂成了今天見到的《后漢書》的規模，而《續漢書》志之外的部分卻沒有流傳下來。
伏波教侄謹言慎行
今天，在嶺南許多地方都能見到伏波廟，廟中供奉的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。馬援生活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，一生南征北戰，為東漢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，他曾兩度南征，嶺南人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建廟紀念他維護國家統一、穩定邊疆之功。
馬援年少時就有大志，曾說“丈夫為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”。馬援第一次南征凱旋時，朋友們都來祝賀他，有一個叫孟冀的朋友也來祝賀，馬援寄望于這位朋友能有良言相告，而非只是祝賀。馬援將自己與西漢的伏波將軍路博德相比，為自己“功薄賞厚”而感到不安。馬援對朋友說：“方今匈奴、烏桓尚擾北邊，欲自請擊之。男兒要當死于邊野，以馬革裹尸還葬耳，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。”這便是“馬革裹尸”一語的由來。馬援最終在第二次南征時病死前線，可謂遂其志向。
馬援在沙場征戰之時，也惦記著家人，在第一次南征時，曾給侄子馬嚴、馬敦寫了一封家書，《后漢書》全文引用，因此我們得以知道馬援的家教觀。馬嚴、馬敦的父親馬余去世得早，馬援承擔起教育侄子的責任，他在前線聽說兩人喜歡議論他人長短，在家書中直截了當地表示，“此吾所大惡也，寧死不愿聞子孫有此行也”，大概馬援此前也曾對兩位侄子說過類似的話，這次在家書中又說一遍，口氣頗為強硬。
馬援接著在家書中舉出兩個人，一位是龍述，字伯高，此人“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”，這里的“口無擇言”可不是現在所說的“口不擇言”，恰好與之相反，是口中所說的都是合乎法度的話之意；一位是杜保，字季良，此人“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”，兩位都是馬援“愛之重之”的人物，但馬援卻希望侄子效法龍伯高，而不要效法杜季良。馬援并不是對杜季良有意見，而是考慮到侄子的資質，認為效法龍伯高不得，“猶為謹敕之士”，而效法杜季良不得，“陷為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”。
由這封家書可知，馬援教侄以謹慎二字為主，不能為人輕薄。馬援的這兩位侄子在歷史上名氣稍遜，但其后代卻很有名。馬嚴諸子中，以馬續、馬融最為有名。馬續既能帶兵打仗，在邊疆立功，又曾受命撰寫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，可見學問不小。他的兄長馬融的學問更大，乃東漢的經學大家，鄭玄就出自他的門下。
大儒家風親近君子
漢武帝之后，儒學地位不斷抬升，社會上研究儒家經典的風氣逐漸發達。皮錫瑞在《經學歷史》上舉出兩處表現，以說明東漢經學較西漢更為興盛，其一是西漢學者多能專一經，但兼通者鳳毛麟角，而東漢兼通五經的學者很多；其二是西漢學者篤守經典，對于經典的闡釋、發揮不及東漢學者，東漢著述風氣大開，“性靈漸啟，其過于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，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。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，立言百萬，集漢學之大成”。
這位東漢經學之集大成者就是鄭玄，清朝匯總而通用至今的《十三經注疏》中，《周禮》《禮記》《儀禮》仍用的是鄭玄的注。《后漢書》中保留了鄭玄寫給獨子鄭益恩的一封家書，寫這封家書時，鄭玄已七十歲了，他回顧了自己的坎坷經歷，表明自己之所以多次拒絕朝廷的征召，目的在于“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，亦庶幾以竭吾才”。鄭玄畢生埋首學問，現在要將家事托付給獨子，好閑居養性、深思學問。
鄭玄希望益恩努力探求君子之道，鉆研不輟，“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”，注意自己的舉止，保持恭敬謹慎的態度，以此親近有德之人。鄭玄接著寫道：“顯譽成于僚友，德行立于己志。若致聲稱，亦有榮于所生，可不深念邪！可不深念邪！”一個人有好名聲，得益于朋友的口耳相傳，一個人有好德行，卻只能靠自己立志修煉，這不是容易之事。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好名聲，讓父母感到榮耀，這也是令人欣慰之事，接連兩句“可不深念邪”足以表達鄭玄對益恩的期待。
鄭玄家書的另外一個重點，則是在生活上保持勤儉。鄭玄出生于一個寒微之家，這時家境也不容樂觀，甚至更糟了，他惋惜自己珍惜的書籍都朽壞了，“不得于禮堂寫定，傳于后人”，但他仍以為時未晚、仍可努力的心態看待這一切。他希望益恩“勤力務時”，如此也能“無恤饑寒”，“菲飲食，薄衣服，節夫二者，尚令吾寡恨”，在飲食、衣服上節約一些，他也能更加放心。
鄭玄家書將自己的經歷、擔心和期許娓娓道來，文辭不事雕琢，道理也平易近人，令人見到大學者不常示人的一面。
清白傳家鄉里稱善
家教未必要像馬援、鄭玄一樣留下家書。東漢有名的清官“四知太守”楊震，只以“清白”二字傳家，他的家訓早已寫在了“暮夜拒金”的堅決中。楊震之子楊秉傳續家風，“故吏赍錢百萬遺之，閉門不受，以廉潔稱”，他曾對別人說：“我有三不惑——酒、色、財也。”范曄對“震畏四知，秉去三惑”大為贊賞，認為楊震父子的事跡，印證了“積善之家必有余慶”的古語。
晚于楊震的羊續，也是一位以清廉而著稱的官員。他生活在東漢晚期，其時“權豪之家多尚奢麗”，羊續深惡浮華，“常敝衣薄食，車馬羸敗”。屬官曾向他進獻活魚，他將之懸掛在大門上，待到屬官再度進獻時，手指已癟的魚干，屬官立刻領會其意，羞愧退下，這便是“羊續拒魚”的故事。羊續的妻兒從老家來投奔他，他只讓兒子進入官署內，向兒子介紹自己簡陋的生活環境，以示無法支持妻兒來到自己身邊生活。
與羊續同期的陳寔，《后漢書》對他的評價很高：“唯陳先生進退之節，必可度也。據于德故物不犯，安于仁故不離群，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，故兇邪不能以權奪，王公不能以貴驕”。陳寔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，但美德的力量讓他為鄉里所敬重，同鄉說“寧為刑罰所加，不為陳君所短”。
有一年，鄉里歉收，一些人被迫為盜。一天夜里，陳寔將子孫叫到跟前，嚴詞厲色教訓：“夫人不可不自勉。不善之人未必本惡，習以性成，遂至于此”，停頓了幾秒后，忽然提高音量：“梁上君子者是矣。”話沒說完，屋梁上跳下一個人，一臉驚恐，俯首認罪。陳寔端詳此人面貌，覺得他不像是惡人，令他務必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，棄惡從善，并贈他二匹絹以度過荒年。陳寔在教育子孫的同時，也改變了一個品行不端之人的命運。
《后漢書》在陳寔的傳記后，又簡要介紹了其子陳紀、陳諶的事跡，三人時號“三君”。《后漢書》說陳紀“以至德稱”，《世說新語》中有幾則陳紀小時候的故事。其中一則說陳寔約了友人一起去某個地方，相約中午碰頭，但過了中午友人還沒有來，于是就先出發了。友人姍姍來遲，見陳寔先走了很不開心，當著陳紀的面罵其父。陳紀此時不過七歲，對友人說：“君與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則是無信；對子罵父，則是無禮。”友人聽罷，深感慚愧，由此我們也見到陳寔教子的效果，陳紀的回答可以說是有理有節。
古語有云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”，《后漢書·第五倫傳》中也說“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”，古人視身教重于言教，中國古代留下了海量家教文獻，既有富有啟發的家風故事，也有用心制作的家訓規條，但能夠為后世銘記的，必是言行合一者。